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招商引资 ”的策略，其中不仅包括关税手段 ，还可能涉及金融工具的使用。这些金融手段可能包括对特定资本流动征收特别税收、威胁中概股退市以及对中国在SWIFT系统中增加障碍等 。以下是对这些手段的具体分析：
针对资本流动的额外税收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对持有中国证券资产的美国资本征收特别资本利得税 ，迫使其退出港股市场 。据估计，美国资本在香港股票市场上持有约2.5万亿港币 ，相当于10个交易日的总成交和22个交易日的南向资金交易量。此外 ，对持有美元资产的中国资本征收特别利息税/资本利得税，可能影响高达3万亿美元的证券组合，促使这些资本投向其他领域或回流中国海外资产 。
中概股退市威胁再次以审计等明目威胁中概股全面退市 ，尽管多数大市值中概股已实现二次上市或两地挂牌 ，预期退市对市场冲击有限，但对美元PE造成不小影响 。同时 ，港股IPO因成为少有的几个退出渠道而变得拥挤。
SWIFT系统威胁威胁剔除SWIFT系统 ，这一全球性的金融交易基础设施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脱钩SWIFT将对短期贸易产生剧烈负面影响 。然而，SWIFT系统由欧盟而非美国主导 ，因此很难成为美国操纵的金融工具 。
风险提示包括历史经验不代表未来 、地缘政治风险 、政策不及预期以及数据统计偏差等。
关税战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关税战”引起了全球投资市场的广泛担忧 ，不仅因为高昂的关税会导致贸易萎缩和需求下降，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也因为这种破坏规则的做法没有逻辑 ，目的不明，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
全球投资者普遍认为 ，征收对等关税的理由和目的明显缺乏逻辑 。关税税率的计算过程与贸易伙伴向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无关 ，且不能大幅增加美国关税收入以弥补财政赤字。实际上，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关税税率上升而贸易额下降的情况已经出现 。
美国贸易逆差是国内经济的映射 ，长期以来 ，美国消费者的消费购买远大于储蓄和投资，旺盛的消费力只能通过净进口来满足 。大幅提高关税税率不能直接改变美国消费强、生产弱的事实。
美国国内生产不足的原因是投资/储蓄不足 ，特朗普政府希望海外资本或在世界其他各地的美国资本进入/回流美国帮助生产 。换言之 ，特朗普政府动用关税，就是胁迫资本前往美国 ，弥补美国自身的投资不足 。
为了达到“招商引资 ”目的 ，特朗普政府需要谈判，关税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筹码。如果关税这个筹码不足以促进其他各国/地区把资本输送到美国 ，特朗普可能就需要更多其他筹码 ，施加所谓“极限 ”施压 。这个筹码可能就是金融 。毕竟美国拥有全世界市值最大 、参与度最广泛的金融市场。
美国资本在香港股票市场上的持有量 相当于 2.5万亿港币 10个交易日的总成交和22个交易日的南向资金交易量这些金融战的主要手段，仍然是税收。以下是可能的税收方式：
对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额外加税例如 ，对中国境内获取的收益课以更高的税率 ，以阻碍美国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 。
向在中国证券投资的美国企业/个人额外征收所得税例如，向获取中国证券投资收益的美国企业/个人，不论持有期限 ，均征收37%的特别资本利得税 。
美国机构主要持有的香港股票 美国持有港股市值占比 15只 平均7%以美国机构主要持有的15只香港股票来看 ，平均美国持有港股市值占比为7%。以此推算，美国资本持有的港股市值相当于现在每天南下资金22天的成交量 。
歧视性向持有美元资产的中国企业/个人额外征税例如 ，向中国持有的美债征收30%的利息税 。以中国当前持有大约7800亿美元美债 ，假设平均利率是4%，一年所得利息大约312亿 ，缴纳30%的利息税将达到93.6亿美元。同时 ，持有美债的预期收益率下降到2.8% 。
中国持有的美债 平均利率 一年所得利息 缴纳30%利息税 预期收益率下降 7800亿美元 4% 312亿美元 93.6亿美元 2.8%这种歧视性税收将引发中方抛售美债，进行资产组合再平衡 。
